数字银行：普惠金融的“天命人”

在此背景下，数字银行以补位者身份出现，标志事件是2014年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启动，至今已有19家民营银行获批设立。凭借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数字银行解决了客户精准画像、全流程风控等诸多让传统金融机构头疼的问题，犹如“鲶鱼”一般倒逼传统银行加速改革与创新。

不过每个快速发展的新兴事物都会面临成长的烦恼。在民营银行通过创新的方式服务普罗大众和小微企业，走差异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路径的同时，也面临流量效应减退、股东“输血”压力加大、负债成本高等挑战。

以百信银行、邮惠万家为代表的数字银行“国家队”，虽入局稍晚，但控股股东是国有银行，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直接监管，在合规经营、风险控制、科技实力等方面不遑多让。在满足普惠客群对国有数字银行稳健、安全性等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了数字银行领域业态结构的优化。

回望数字银行在我国发展的十年，就像今年顶流游戏《神话·悟空》中的主角“天命人”一样，不是少年在“荷尔蒙”喷发下的激情之举，也不是盲目解构一切的自我感动式“英雄主义”，而是驾着数据的筋斗云，擎着科技的如意棒，一往无前地奔赴普惠金融的“灵山”。在这趟艰难旅程中，面对未知和挑战不断寻找自我、成长蜕变，最终释放金融的力量和价值。

金融机构是经营风险的主体，天然存在着“金融排斥”现象，金融资产规模小、收入偏低的大量民众长期被拒在传统金融服务门槛之外。他们贷款金额小、期限短、资质不足，融资需求无法在传统金融机构得到满足，时常误入民间借贷的“陷阱”。低门槛、高流动性财富产品的稀缺，使他们难以享受到社会发展和财富增长带来的社会红利。在一些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欠发达地区，很多长尾客群甚至没有银行账户。

为解决这些问题，普惠金融应运而生。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成为国家战略；2015年，首个国家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出台；而后普惠金融快速走向“C位”，普惠小微贷款余额突破30万亿元，融资成本不断下降；2023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强国的建设目标，将普惠金融列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

十年间，普惠金融在我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传统银行筛选客户“掐尖儿”、价格战等现象依然存在，掣肘的一大因素是风控。

此时，拥有金融科技特长、生态数据资源优势的数字银行，则成为传统金融机构之外重要的补位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快速崛起。其全线上的服务渠道突破了时空限制，使得数字银行能以较低成本下沉服务、触达大量分散的小微企业、新市民等普惠群体，大数据、大模型、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也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客户精准画像、全流程风控等诸多问题。

回望这十年，数字银行整体有着趋同的发展路径，就是通过持续的金融科技突破，让普惠群体更加平等地获得金融服务。同时通过开放银行模式，强化与生态伙伴的合作，不断延伸服务的广度，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抓手，全面提升经营效率和用户体验。

回顾十年的发展历程，民营银行的成立时间集中在这十年的“前半程”，有两波热潮，第一波是2014年首批5家民营银行成立；第二波热潮是2016年，当年有12家民营银行获批筹建。2019年民营银行阵营才再次扩容，至今总数已达到19家。

民营银行的成立速度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普惠金融行业的旺盛需求。在这些“年轻的银行”探索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去更好地服务长尾客户的同时，传统银行也加速拥抱互联网。

作为国家经济的血脉和稳定器，银行业亟需一支有着国有背景、兼顾金融的审慎稳健与互联网科技创新双基因的机构，探索金融科技与传统银行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2015年，中信银行响应监管“商业银行成熟业务板块子公司制改革”号召，发起设立百信银行。2016年批筹、2017年正式开业，首家数字银行“国家队”正式入局，国有资本正在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源。百信银行的大股东是中信银行，其身上自带中信的金融基因，决定了其审慎稳健的经营策略，以及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更广泛人群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让普惠金融的阳光雨露以更稳健、更安全、更合规的方式洒向社会的更多角落。

由此可见，如果说数字银行是普惠金融的“补位者”，国有背景的数字银行则可视为数字银行的“稳定器”，在合规审慎、稳健安全以及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等方面满足了普惠客群更多样化的需求。

在进入市场较晚、缺少独占性资源的背景下，如何让普惠金融的使命达成、让数字普惠这条路走得行稳致远，却是“国家队”需要攻克的难题。同样，面对普惠群体信用资质弱、无抵押物等问题，银行如何在成本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为海量用户提供可得性、便捷性和持续性更高的金融服务，成为破题的关键所在。

在金融科技和数智化能力的驱动下，百信银行用六年多的时间踏出了一条国有数字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立以来，百信银行累计投放贷款超9100亿元，产业金融户均余额6.7万元，新市民特征用户5370万户，占比超过总客户数的54%，平均贷款成本约200元。

相较于单纯追求经营规模和利润，肩负着“试验田”使命和普惠责任的“国家队”似乎并不急于追求账面盈利，而是在业务发展上聚焦跑通展业模式、沉淀核心能力。百信银行在科技研发与创新方面更是不惜投入，连续六年科技投入占比保持在50%以上，不断强化智能风控体系和合规体系建设修炼内功，连续五年获得3A主体长期信用评级。

另一家数字银行邮惠万家背靠邮储银行，和大股东一样定位于服务“三农”、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其着力点之一即构建适合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助力乡村振兴，运用金融科技服务“三农”及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两家国有数字银行均脱胎于传统银行，实行独立法人的子公司制经营，母行对控股子公司实施穿透式并表管理。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家数字银行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直接监管下，同时高标准肩负起党建、合规、风险、社会责任等方面责任。据了解，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直接监管的多家银行中，百信银行作为目前最年轻、规模最小的银行，公司治理评级连续多年位列中上游。更重要的是，在新发展阶段，银行服务实体的功能性是第一位，银行应平衡好功能性与营利性的关系，这与“国家队”数字银行的初心契合。

纵观全球，伴随市场需求变化、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等，数字银行发展迅猛。据7月下旬发布的《全球数字银行发展与创新趋势报告》显示，持牌数字银行数量已由2014年的48家增长至2023年底的235家。部分数字银行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开发生态圈，实现了弯道超车甚至领先优势，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承担愈发重要的角色。

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断加力。去年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五篇大文章”，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和部署，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就国际经验来看，韩国Kakao Bank、巴西NuBank等发展势头良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以巴西NuBank为例，自2013年成立至今，该行发展经过了萌芽期、起步期以及发展期三个阶段，通过不同时期战略重心的转变，不断蓄势并最终展现了不一样的增长曲线。

巴西NuBank就全面诠释了数字银行高ROE、高渗透率和高效率的三大特点。数据显示，巴西NuBank今年二季度净利润为5.63亿美元，同比增长114%，ROE高达28%；二季度末，客户群扩大到1.045亿，其中9550万在巴西，约占巴西总人口的一半，显示出“高渗透”的特点；此外，该行人效比为711万元/人年，服务于每位活跃用户的平均月成本小于1美元，比传统银行低85%，突显了“高效率”的特点。

“数字银行的底层逻辑在于与传统银行不同的增长曲线，选择可持续且具备规模效应的模式为首要考量因素，科技、用户体验以及风控为数字银行需不遗余力不断打磨的能力重点，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善于把握节奏，并果断调整战略为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如何更好地利用科技、风控和经营能力应对经济周期、适应经济发展大势，也是数字银行未来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业界如是总结NuBank带来的启示。

业内认为，数字银行是未来银行的发展趋势。社会大众对金融业加强科技变革的期望也愈加强烈，数字银行被寄予厚望，将在整体金融体系中持续扮演创新推动者角色，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能级，助力普惠金融之路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