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保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创新，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9月26日在浙江乌镇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视频方式出席，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刘鹤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对全球信息化发展浪潮的深刻思考，强调要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
刘鹤指出，互联网不断拓展新边疆，已经对产业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和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当前互联网发展跃升到全面渗透、跨界融合的新阶段，数字技术深度改造生产函数并不断创造新业态，为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科技向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世界各国要共同维护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坚持科技伦理，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真正保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创新，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刘鹤强调，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稳定，有经验和能力管控风险，发展前景十分光明，将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软件产业发展，持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支持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下文为《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9日14版刊文《人工智能能够根治鲍莫尔病吗？》，作者系扬州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副主任谭洪波。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介绍了鲍莫尔病的含义、鲍莫尔病模型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并提出观点：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将会彻底改变鲍莫尔病存在的基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会根治鲍莫尔病。
作者同时表示，“人工智能在根治鲍莫尔病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在人工智能大范围替代劳动力之后，如何解决面临的失业、收入分配等问题。”
人工智能目前已是科技领域和经济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之所以热门，主要是由于它正在或者即将给经济社会带来颠覆性的革命。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是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入手的，这就必然会涉及著名的“鲍莫尔病”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于1967年构建了一个两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该模型成功解释了主要经济体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趋势。鲍莫尔把宏观经济分为具有正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进步部门和不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停滞部门，并在几个关键假设条件下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步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将维持不变（这里指劳动力成本），而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将不断上升。
因此，消费者对停滞部门产品的需求如果不是完全无价格弹性的，那么停滞部门不断上升的单位产品成本将会促使消费者减少对该部门产品的需求，结果会导致停滞部门不断萎缩并最终消失。
而假设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完全无价格弹性，那么虽然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不断上升，但仍然会有劳动力不断向该部门流入，从而该部门不但不会萎缩还会逐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进来，正由于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因此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变为零，这就是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与增长病，简称鲍莫尔病。
鲍莫尔同时指出，进步部门主要是指制造业，而停滞部门是指服务业，包括教育、市政服务、表演艺术、餐饮、娱乐休闲等。鲍莫尔举例指出，在表演艺术市场上，300年前演奏莫扎特的四重奏需要四个人，而300年后演奏同样一首曲子仍然需要四个人，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鲍莫尔病理论推理简洁明了，也能解释市场经济国家服务业成本高企的现象。但是鲍莫尔1967年的理论模型假设过于简单，比如只有两个部门、服务业仅作为最终产品、不考虑开放经济，因此随后的一些学者对鲍莫尔病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进行了扩展和检验。
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鲍莫尔病模型的扩展，鲍莫尔（1985）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为了克服把整个服务业看作停滞部门的局限性将模型扩展为三部门模型，除了进步部门、停滞部门之外还引入了渐进停滞部门。
另外，Ngai和Pissarides（2007）从理论上对鲍莫尔病进行了更加一般化的扩展，她们在鲍莫尔的基础上假设有n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鲍莫尔（1985）、Ngai和Pissarides（2007）在模型扩展之后得到了基本与鲍莫尔（1967）相同的结论。Oulton（2001）假设服务业不再是最终产品部门，而是为第二产业提供中间投入的部门，由此得出在产业结构变迁方面与鲍莫尔相同的结论——劳动力仍然持续不断地从第二产业流向服务业，但同时在经济增长方面得出了与鲍莫尔不同的结论——最终经济不会停滞。
实证检验方面，一类研究认为主要发达国家存在鲍莫尔病，鲍莫尔（1985）利用美国1947—1976年的历史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这段时期美国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的实际产出份额相当稳定，因此随着相对价格的上升，停滞部门服务业的支出和劳动力所占份额急剧上升。Nordhaus（2008）和Hartwing（2011）分别利用美国和欧盟1948—2001年的数据发现美国和欧盟都存在鲍莫尔成本病和增长病。
另一类研究则发现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存在鲍莫尔成本病和增长病。Triplett和Bosworth（2004）利用美国1995—2001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服务生产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了2.3%，而有形产品生产行业的这一增长率仅为1.8%，并认为美国不存在鲍莫尔病。Timmer等（2007）利用欧盟KLEMS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自1995年以来，希腊、爱尔兰和荷兰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他们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些国家并不存在鲍莫尔病。
从最初鲍莫尔（1967）提出的两部门模型到三部门模型，再到一般的n部门模型，上述研究中最关键的假设是不同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的差异，不同学者主要争论的焦点也在于此。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业行业内部逐渐开始大规模分化，某些服务行业在ICT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下其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作为进步部门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如金融、电信、商业流通等行业。
与此同时，某些服务业依然像鲍莫尔描述的那样，劳动生产率进步缓慢，成本不断上升，比如家政服务、美容美发、医疗诊断、教育等。
根据鲍莫尔的举例可以以此类推，在教育服务领域，30年前教授一门《经济学原理》需要一个学期的时间，而在30年后教授同样一门课程仍然需要一个学期的时间，30年前一般男士理发需要一个理发师20分钟的时间，30年后同样的理发服务仍然需要一个理发师20分钟的时间。可见这些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之缓慢，因此这些传统服务业依然属于鲍莫尔所描述的典型的停滞部门，当然在技术的推动下这些传统部门的范围可能会收窄。不管是鲍莫尔当年提出该理论的年代，还是近几十年，鲍莫尔病或多或少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呈现，而且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比如表现为许多电器或设备的维修成本高于重置成本，因为维修是传统服务业，而生产一个新的产品则属于制造业。再比如一般的清洁工能够普遍较容易地支付得起家庭汽车，因为清洁工的工作属于传统服务业，而汽车生产则属于制造业。
然而，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将会彻底改变鲍莫尔病存在的基础。由于人工智能可以自我学习、甚至可以像人类一样分析、思考和判断，因此那些传统的只有劳动力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或将来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轻松高效地完成。目前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记者、人工智能翻译、人工智能金融合同解析师、人工智能基金经理、无人驾驶汽车等。而且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久的将来，也许给我们提供诊断服务的不再是医生，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准确迅速地完成服务对象的检查和诊断。
教育服务方面，以后教授学生的也不再是教师，而是人工智能教师，这种人工智能教育更能够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进行随时随地的教授服务，或许过不了多久，像作者正在撰写的这篇文章就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而且速度更快，分析更为深入，人们去市政大厅办理的各种服务也将由人工智能来代替，因此未来的银行出纳、餐饮柜台、迎宾接待、商场销售服务人员、教师、医生、金融分析师、会计师、律师等职业岗位可能都会被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既有原本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会计等，也有鲍莫尔当年所指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或停滞的行业，如教育、医疗、餐饮、表演艺术等。因此人工智能的出现使所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急剧增长，许多行业甚至不会再有劳动力，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没有任何行业是鲍莫尔所说的停滞部门或者渐进停滞部门，这彻底颠覆了鲍莫尔病成立的基础。在人工智能大规模取代劳动力之后，由于所有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快速增长，因此根据鲍莫尔的推理，产品和服务的单位成本都会不断下降，宏观经济也不会再趋于停滞，而是不断增长，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将会根治鲍莫尔病。
人工智能在根治鲍莫尔病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在人工智能大范围替代劳动力之后，如何解决面临的失业、收入分配等问题。同样，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使一些经济学理论面临新的发展和改写，比如上文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会导致失业显著增加，一方面又会促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就是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失业率快速增长并存，一改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此时失业问题与收入分配问题也许可以变成一个问题来分析，当解决了收入分配问题之后，也许人们将会不再关注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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