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培：当下经济三大挑战，未来三种创业逻辑

IMF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尽管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负面因素中缓慢复苏并展现出韧性，但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缓慢且不均衡，各国分化趋势日益扩大，多重因素正在阻碍经济复苏。

同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经济体的放缓更为明显。“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虽已出现趋软迹象，但仍然活跃，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看似即将触底反弹，实则却说明靠传统经济学的降息、促消费、拉就业“三板斧”已经拉不动经济复苏。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寻求新定位。

然而，真正能左右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唯有中美。

当前，美国正在承受穿越周期之痛。

中短期看，美联储一轮货币周期行将结束、劳动力市场趋紧以及部分市场的金融条件收紧等等现象说明美国已经处于“衰退—谷底—扩张—顶峰”经济周期中扩张的末期，即将开启衰退期。

特别是染上了过度依赖金融化这一顽疾，逐渐发展为制造业的空心、乏力。

但从长期看，美国存量实力与全球秩序数十年惯性形成的积威，又足以使其与“群雄”反复拉扯。

从其内部看，有多重因素形成对美国国力的支撑：

一方面，美国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使其具备灵活身段。美国的政治体系在上百年“三权分立+轮流执政”的传统下形成了自我纠偏的能力，尽管当前拜登、特朗普之争暴露出这一体系的失灵，但也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完全没有通过调摆重新回归政治平衡的能力。

另一方面，美国自身也在通过科技实现产业回流。如推动“制造业回流”、“无尽前沿法案”等政策措施都是为了在科技领域建立战略优势，并最终对各国形成新的“剪刀差”。

目前，其包括苹果、微软、Alphabet在内的科技“七巨头”市值总和已达德国经济规模的三倍左右。外部看，提出“餐桌和菜单理论”也暴露出，即便在产业无力支撑经济、金融工具箱失效的当下，美国已然具备通过牺牲其他经济体来挽救自己的动机与能力。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美国是“无敌”的：如今美国想要通过科技收割世界，绕不开产业落地来兑现科技价值，而这反而是中国的优势。

一方面，科技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技术水平，还关乎产业基础、市场规模等要素的协同发展。而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就使其具备了为尖端技术匹配应用场景，并快速批量复制的能力。

换言之，按照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一般模型“导入——培育——成熟——衰退”，美国的优势集中在导入阶段，而中国的场景倒推技术落地的模式则能够在“培育——成熟”阶段释放更多潜力。

另一方面，中国在应用端培育起来的超强研发能力也在向上寻求突破，最终在多个领域掌握主导。

如一项基于荷兰学术信息企业爱思唯尔数据的调查发现，在151个研究领域里，美国有80个领域位居首位，中国在71个领域居首，两国在尖端技术方面也是势均力敌。

上述因素决定了，只有中美两国能够在科技竞争中一较高下，其他国家搭不上这趟列车。

沿着这一趋势推导，随着中美不断兑现前沿技术价值，未来的竞争格局将是美国靠科技、中国靠市场，中美相互无可奈何，却共同拉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

而这一大趋势中，自然少不了中美之间关于模式的不断博弈，同时也将推动各国围绕中美模式演化出不同的集团或组织，进而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换言之，未来谁的模式更胜一筹，谁就最有可能引领世界。

中国经济发展的3大挑战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面临着系统性、周期性、结构性三重巨大挑战。

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既有长期笃定的追求，也在识变、应变、求变中调整。

其一，系统性挑战是指整个全球经济系统面临巨大风险，例如通货膨胀、全球产业链脱钩断链、地缘政治抬头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如此，在世界经济坐标中，中国仍然“一枝独秀”。

其二，周期性挑战是指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时期因过度扩张而带来的周期性威胁，包括产能过剩、需求收缩、高负债等。

对此，政策调控的本质是“左平右衡”。就此而言，如果说2023年是中国周期性问题普遍加深、探底的年份，那么整体来看，2024年是中国周期性问题筑底在望的一年。

其三，结构性挑战既包括从“大基建+房地产”到“科技创新+数智经济”的新旧动能切换，也包括经济发展长期采用投资和债务驱动、人口的总量见顶与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投资过剩与消费不足错配等结构性扭曲。

这意味着，变局时代，应对中国经济难题的关键是从周期性调整转向结构性变革，而这难以一蹴而就。这也就命定了，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还将持续探底。

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正处在承前启后、爬坡过坎的关键发展阶段。

在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的过程中，必然将受世界磁场的吸引，对其作出回应，这吻合反馈和相互作用的逻辑。

例如，美国嚷嚷要“加息”，中国“出口需求”将有回落之虞，要知道，疫情暴发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恢复，最主要就是依靠外贸。

倘若出口高增长受限，中国就要拉起“投资”和“内需”，重启“货币宽松”势所必然。

况且，中国利率并非完全市场化，就算是美国加息、中国降息，中国的利率水平依然高于美国，不会出现所谓“资金回流美国”的担忧。

可见，全球央行处于“二八月乱穿衣”的十字路口，有的紧，有的松，看似凌乱，却不乏对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期性反应。

又如，纵然中国已开启双循环新格局，是全球增长最好的经济体，但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自身也出现下行迹象，若经济支撑力不足，共同富裕、绿水青山等将难以实现，故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复位，这是对国内外全面呼应作出的调整。

因而，在中国经济围绕世界“公转”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前所未有的机缘。

一方面，中国制造在越来越多的门类登顶，家电、电脑、智能手机等争相去世界市场争雄，类似Shein这样的出口跨境电商企业更展示了“中国供应链+互联网营销创新”的强大威力。

但新冠疫情正使世界分裂、多边主义受损、跨国供应链中断，市场经济失衡所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零和博弈观念增强，去WTO、去全球化将对中国全球要素配置造成效率损失，给中国的跨国商业、参与全球治理带来阻力。

另一方面，中西不仅货币政策逆向，全球视野下的经济周期也将“错位”，可谓“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拉动力；

秉持底线意识，防范金融、债务风险，中国放水挂钩“中小微企业经营贷”、“碳减排支持工具”等，将利于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中国“自转”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也将加大“公转”中的稳定性。

沧海横流见英雄，中国将直面这个大时代，化腐朽为神奇。

当下企业的经营环境，是各类周期叠加的结果，换言之，企业艰难求生的根源往往是企业自身不适应周期性的环境变化。

在百年变局中，企业生存发展必须具备穿越各类周期的能力。具体而言，要具备5点能力。

1.穿越12%毛利率线的财务周期

所有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将无限接近一个有效的运营线：高于12%运营线的企业为了抢占市场以利润换规模，低于运营线的企业在内卷中被淘汰。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目前乘用车和新能源车的单车毛利趋势线围绕着12%的价格带，高于毛利趋势线的企业往往有更多调整空间，而低于趋势线的企业如果卷入价格战，处境会相当被动。

经统计，上市公司所有主机厂的营运费用率，近三年间整体的费用率在12%—14%之间。换句话说，如果企业单车毛利没有达到至少12%—13%，在不算资本开支和摊销等其他成本的情况下，单就运营而言，肯定是无休止的亏损黑洞。

比如，特斯拉营收口径的单车均价为37万元，单车毛利10.67万元，远高于趋势线水平，因此特斯拉有充足的下探空间和价格战基础，这也成为特斯拉稳坐新能源车头把交椅的核心优势之一。

2.穿越经典的经济学周期

从短周期（基钦周期），到中周期（朱格拉周期），再到长周期（康波周期），每一次经济周期都是社会运行模式的大洗牌，带来社会新的趋势变化，旧的商业秩序开始瓦解，新商业、新模式、新物种不断涌现，社会规律强制全人类进行新一轮的创新与变革。

以光伏行业为例，在2022年的时候，硅材料高达30万元/吨，而今年年初价格已跌破20万元/吨。细看这种快速下滑的原因，正是因为进入基钦周期的主动去库存阶段，产能投放导致供给端高库存，需求端进入到淡季。

再看由技术更新迭代引发的康波周期，在人类历史上，当蒸汽机、火车、电力、计算机这些技术出现时，就会引发新一轮的康波周期。

最近一次康波周期，由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普及开始，到当下互联网时代的尾声。而至于下一轮周期启动日期、技术涌现尚未有明确的答案。

在上一轮康波周期中，中国是发展较快的那一个，技术革新叠加城镇化、全球化，很多企业短时间内实现了财富成倍数的增值。

到了如今这个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难免感觉不适应，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

3.穿越美国特色的金融周期

最近美国再次放水6万亿美元，26个国家已经遭殃，而疯狂印钞的隐患则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今其国内已经出现这一现象，物价疯狂上涨，通胀值已创历史新高。

而美方印钞威胁到的不只是其国内经济，全球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已经有专家预测18个月后全球将会遭遇金融危机，情况不容乐观。

在经济全球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下，美国的金融危机或将引发普遍的企业洗牌浪潮。中国也无法置身事外，一旦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宏观经济承压，无疑将让大多数企业日子难熬。

其一，外贸加工等出口依存度高的产业，明显受制于外部需求放缓而遭遇寒冬。欧美订单锐减冻不死出口大厂商，其靠收缩战线还能断臂求生，但为大厂代工的小厂则因“没饭吃”而只能关门。

其二、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行业受困于流动性突然紧缩而在资金链上“走钢丝”。一类贪图金融投机却在股市暴跌中被套，以致副业冲击主业败下阵来，另一类则受市场不景气和银行惜贷两头挤压。

4.穿越中国特色的政治周期

纵观历史，企业的高增长往往由改革驱动，1978年跟着改革开放“练摊”的个体户，很多都成长为类似于曹德旺、宗庆后、柳传志等“第一代企业家”。

1998年后房地产起来了，背后一大批煤炭、钢筋、能源产业老板也富了。2000年前后中国互联网应用逐步成熟，又孵化出BATJ等一大批电商巨头。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宏大叙事里，靠着各种“剪刀差”、放松管制、住房市场化等制度、人口、资源、环境红利诞生了无数个企业家创业神话。

许多企业家都是半个时政家，几十年来在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政府报告、报纸社论的字里行间期待或失望、亢奋或忧惧，在一波又一波的产业政策变化中捕捉机会、变换战略、调整方向。

然而如今，时移世易。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政府更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即“效率”先行；到了当下，发展重点已面临由量到质的根本性转变，又加之，以往粗放模式下的企业不断突破政策、市场、社会的边界，倒逼国家不得不出手“修理”。

如此一来，以往高歌猛进的企业、商业自然也面临规范与纠偏。从粗放到规范的政策背景，都意味着原有的底层逻辑被釜底抽薪，商业扩张、企业发展的风险、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稍有不慎便会被时代的漩涡虹吸。

5.穿越百年变局超级周期

面临三张底牌的冲击（科技革命釜底抽薪、陆权挤压海权、市场经济唯一性被颠覆），企业原有的生存法则固然面临失效风险，尤其是科技技术变革的“降维打击”更是不停动摇着企业的根基。

在技术变革的影响层面，这几十年，经济发展最大的引擎还是新技术，沿着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继而引入的区块链、元宇宙这一条技术路线发展的变革，技术的影响正从社会的公共基础设施层面，系统性地深入到各个行业，从底层改变一些行业的运行逻辑。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到2025年一些颠覆性技术有望每年创造14万亿—33万亿美元的效益。那么不难预见，缺乏前瞻性的企业不仅将被技术颠覆，更将被市场抛弃。就像智能手机渗透率决定移动互联周期，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渗透，产业演变从电子设备开始、逐渐向软件内容传导并扩散至场景应用，带动了整个产业链高景气的态势。

2015年后智能手机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此后智能手机销量震荡下滑，渗透率的提升开始放缓甚至停滞，未能及时调整的企业自然被时代抛下。

时代变了，企业穿越周期基本坐标也变了，要实现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跨越，就意味着企业要从内部到外部、从组织到界面等方方面面建立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企业内在能力而言，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企业越困难，越要稳住基本盘，这就意味着积极的业务拓展与保守的财务安排并行不悖。

若从外部来看，无论是纵向深耕，还是横向攻城略地，控风险都是关乎企业“生命线”的重大课题。

若要做到以上“内外兼修”，企业也面临着从组织架构到界面关系的升级改造，要有远见、格局与战略，顺势调整组织架构、开启组织变革。另一方面，也要把社会目标放在企业宗旨的位置上，而非一己之私。

04

未来的创业逻辑，变了

创业的光辉岁月与草莽时代已过，后疫情时代的创业“99死1生”，创业成功成为一个小概率事件，换句话说，形势不明朗的时候要谨慎创业，即便选择创业，也要匹配形势变化的要求，不能简单照搬过往的经验。

当前，创业者们很难找到20年前Copy to China式（拷贝到中国）的创业捷径，未来的创业者及创业逻辑将生变。

1.未来的3种创业者

第一，鼓励处长们“下海”创业。创业不仅需要激情与梦想，更需要解决问题的资源与能力，以及有效的价值交换系统。

第二，技术牛人“跨界通吃”创业。科技经济大行其道，新一代创业者与其学术和产业背景相关性越来越高，既需要具备极强的技术性，热爱技术与设计，又需要跨界通吃的能力，会集成懂创新。

第三，天生的创新者、颠覆者。诸如罗永浩等“连续创业者”，乐于折腾，勇于搏击商海，近乎偏执地选择一些少有人走的路。

2.未来的3种创业逻辑

就行业而言，没有哪个行业更适合创业，毕竟每个行业都有创业的成功者与失败者，但创业逻辑已转换。

第一，从模式创新到底层技术创新。移动互联网红利见底，但科技经济方兴未艾，“硬科技”风起云涌，更有待商业化突破。

第二，遵循MVP（最小化可行性产品）原则。创业不是无所不包、一蹴而就，而首先要专注于为某一小群的客户提供足够价值。

因此，创业的最佳方式是遵循聚焦法则。如果最小可行性产品成立，再转向最小适销产品（MMP），真正上路。

第三，从为创富、成功到为社会、价值而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