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金融之大国产业链 | 变中求兴：贸易规则演变下的中国思变之路

贸易规则主要指各国在国际贸易中需共同遵守的一系列协定。国际贸易体系中，贸易规则主要体现为两类贸易协定：一类是世贸组织协定（下文简称为“WTO协定”），以奉行多边原则为基础，具有普惠性特征；另一类是特惠贸易协定（下文简称为“PTA”），以单边或诸边的谈判为基础，具有一定的歧视性特征[1]。

贸易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曾高度评价贸易规则：“过去半个世纪世界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贸易的增长，而这很大部分是关贸总协定（GATT）创建者远见卓识的结果。长远来看，GATT等贸易规则可以稳定贸易环境，将世界经济建立在稳定良好的基础上，从而改善全球数亿人的生计”[2]。

一方面，贸易规则最直接的作用是作为“加速器”促进产业贸易发展。另一方面，贸易规则也可作为产业链的“稳定器”，降低其运行压力，这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格外重要。

通过“加速器”与“稳定器”的作用，一个有效的贸易规则可促进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在优势互补、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联通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各成员国均可显著受益于贸易规则带来的规模经济，而其中大型经济体的获益可能更为突出。根据相关研究的测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每年平均可对美国经济拉动1270亿美元，约占其GDP的0.93%；而墨西哥的增量为63亿美元，约占其GDP的0.78%[3]。

国际贸易的历史悠长，但早期缺乏规则协调。二战后，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以自由贸易理论为根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3个缔约国签订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推动全球平均关税明显下降，开启了全球化的新时代。GATT也成为WTO的雏形，为当前的多边贸易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日、欧崛起改变国际经贸实力平衡，贸易规则在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双重驱动下出现振荡。1965年，美国首次对日本出现贸易逆差，而后逐步拉大，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挑战。美国相继对日本的纺织品、半导体等行业发起制裁，1985年签署著名的《广场协定》施压。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因素再度主导贸易规则演变。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离岸外包的推动下，凭借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接了大量产业转移。期间全球关税水平大幅下降至3.5%左右[4]，1990-2007年间国际贸易空前繁荣。

金融危机给第二轮全球化按下暂停键，国际贸易规则转向以政治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图表1）。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及产业链扩张趋于平缓，WTO改革停滞不前。以PTA为代表的、反映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间区域贸易协定开始大量涌现。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扩大，使得国际贸易的规则基础从效率走向安全。

图表1：伴随大国间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更替，全球贸易体系向多边与区域协定并行演变

进一步看，伴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新挑战的不断出现，WTO和PTA自身未来发展也将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WTO可在裁决、特定领域谈判、运行机制上扮演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石。另一方面，在多边体制的基础之上，未来PTA也有望从规则引领示范、整合区域经济、聚焦产业政策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