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城对于时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简直太重要了。县城，不仅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具体体现在它是乡村振兴所急需人才、资金、技术的转圜空间。

 一 

城镇化速度拐点

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赛姆（Ray.M.Northman）提出的“诺赛姆曲线”，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会同美国等新大陆发达国家一样，在城镇化率达到60%-80%之间时城镇化仍然处在 “加速发展阶段”。但这种出自“新大陆”国家的城市化规律并不适应典型“旧大陆国家”的我国。新大陆国家主要以外来移民为主，有农庄却无农村；而旧大陆国家例如中国则是多农村而少农庄，正是由于二者的区别，使得“诺赛姆曲线”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判断并不准确。因此，中国第三阶段的城镇化进程的拐点将早于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2025-2030年间，而是已经出现了拐点，在历经该拐点后，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较之前会显著下降，区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也将进一步拉大。

 二 

机动化“双拐点”

图1中分别显示了亚洲城市、欧洲城市与北美城市三类城市由于每百人车辆拥有比例不同，使得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大为不同。当前，不少相关专家预测我国未来每百人车辆拥有比例将会向北美城市看齐，即每百人约拥有80辆车，而实际上根据国际交通协会的资料显示，亚洲城市每百人车辆拥有比例的峰值只有30辆，即约等于一个家庭一辆车，欧洲国家城市的峰值则是每百人拥有50辆车。造成这一明显差异的根本在于亚洲、欧洲和北美对于城市紧凑度的相差极大。亚洲城市属于高紧凑度，而北美城市则是属于蔓延式，城市布局分散，每平方公里建成区仅有2000人口。这就使得公共交通无法为北美城市居民提供便利的服务，使得他们的家庭几乎人均需要一辆车。而从实际来看，我国城市的高紧凑度（每平方公里建成区一万人口）使城市居民仅仅通过公共交通就能满足大部分的出行需求，因此，在我国一个家庭一辆车的比例已经成为主流。另一方面，如图2所示，新能源车取代燃油车已经成为各国机动车发展目标的普遍共识，中国也将紧随其后，势必会出台燃油车禁售时间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综合以上两个方便，我国的机动化“双拐点”已经形成，这必将为市场和城乡发展带来巨变。

 三 

“城市人口深度老龄化”拐点

人是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人口结构的变动亦是县城研究的重要背景之一。如图3所示，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以及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社会人口结构正在迈入老龄化阶段，城市人口深度老龄化的拐点已经到来。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人口数量增幅与15-64岁人口数量增幅高度相关，并且适龄农民工人口数量已于2013年正式迈入负增长阶段。城市人口深度老龄化拐点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我国人力资本价格上升、用工成本提升，而且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将越加明显，而这也将倒逼行业进行产业升级、实现自动化生产。

 四 

“住房需求”拐点

房地产作为中国国民最主要的资产，在国民经济和居民消费中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过去的十多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属性充分显现，促使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经济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导致了城市和区域之间房地产市场的恶性扩张，极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降低房地产的投机属性，使房地产回归住房需求已成为经济健康发展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研究表明，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原住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为35-40平方米，而目前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已接近这个数值，显然，“住房需求”的拐点正在逐步形成。 

 五 

“碳排放”拐点

碳达峰可以分为“自然达峰”和“行政干预达峰”，图4上可看到，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早在30年前，有的甚至在50年前就已经碳达峰了。目前已经有54个国家实现了自然达峰，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70%以上，同时完成了工业化和人口老年化，从历史经验看，只要这“三化”一旦达到，碳排放就能自然达峰。最早实现碳达峰的国家早在1974年已实现。目前，英国已宣布将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英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差不多是70多年。而我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这不仅要靠正确的行政干预，要靠各级政府画线路图，还要靠各行业的企业主体和国民共同参与，才能达成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的制定出台，将加速“碳排放拐点”的到来。

 六 

“传统能源和水资源需求”拐点

“双碳”目标下，对清洁、高效、可再生能源的探索将会加速我国对传统能源需求拐点的到来。历史数据表明，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镇用水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即使在人口净增加的城市，用水量也趋于稳定甚至总量有所下降。需要指出的是，突发性的污染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极端气候正在成为制约城市水资源、清洁能源等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七 

“污染库兹涅兹曲线”拐点

伴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大气污染、水污染与噪音污染”三大污染不断加剧，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镇化中期是“三大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在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的“垃圾围城”、卫星城的中小产权房盛行等问题频发，加剧了“三大污染”对城市整体环境的威胁。根据“污染库兹涅兹曲线”的定义，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人均GDP的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将呈现上升的趋势；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到人均一万美金之后，环境污染程度会呈现逐年呈现下降的拐点。而实际上，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拐点的来临，如图5所示，全国地级市的空气质量与水质达标率显著提升，表明我国已成功推动污染库兹涅兹曲线拐点的到来。

“四线城市和小城镇人口流失”拐点

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短板在县城，对比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县城建设还处于现代化水平低、基础公共服务不完善的阶段。李克强总理曾在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小城镇中“环境污染、管理不善、人居环境退化、就业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历年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流动角度揭示了这个问题——十年间，我国小城镇居住人口减少了10%，如图6所示，市辖区范围内“人户分离”的趋势加剧、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数量快速增长，省际流动人口基数也随着高铁的普及而越来越庞大。小城镇的衰退和人口流失，不仅会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加剧“大城市病”，也会弱化小城镇作为“三农”服务总基地的作用，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

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对厦门市人口流动的研究发现：白天工作结束后，大量省内户籍人口会流向厦门市外地区，省外户籍人口则没有这个趋势，这体现了高铁网络不断延伸带来的职住分离模式的新变化。

 九 

“人口向城市群集聚”拐点

当前，我国已提出规划建设多个城市群，基于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所拥有的完整庞大的产业链和企业集群，我国人口也呈现向城市群集聚的拐点。在图7中，根据六普与七普调查数据所形成的“人口增速四象限图”也直观反映了全国各省、直辖市之间人口流动的趋势差异。其中，在人口强流动背景下，处于第一、第四象限的地区人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这类城市应抓住发展机遇、吸引更多人口集聚。而处于第二、三象限地区的城市正面临紧缩型城市的拐点。在这四个象限中的县城也应有不同的应对策略，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十 

城镇风貌重归历史文脉的拐点

在城镇化前中期，国内许多大城市已成了国外“后现代建筑师”的试验场，大批“大、洋、怪”的建筑拔地而起。与之相对的是，在“容积率”利益地驱动下，历史街区、优秀历史建筑却被随意推平，全国各地城市建设正在趋向“千城一面”，破坏了传统城市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相处格局。但值得指出的是，根据国际经验，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城镇的历史文脉资源将在“后工业化”阶段成为越来越增值和令人关注的高等资源。当前要关注的是防止粗制滥造的假古董一条街和古代历史人物巨像等“伪文脉”修复工程的盛行。一定要以“保护为主”为前提，按文化遗产的通则来修复文脉。并且，县城城镇化中的“城乡一体化”和盲目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正在毁坏不可再生的乡村文化和旅游资源。

 十一 

住房回归居住功能的拐点

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规划要与人口流动规律相匹配，警惕政府因为失控的“土地财政”和盲目的政绩观所造就的“空城”“鬼城”“债城”。要通过财产税、消费税、空置税等工具，调节城市居民的投机性购房需求，推动住房真正回归居住功能。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都是依靠炒房，投机就可以致富并走向繁荣，那么科技创新和勤劳还有什么意义? 不以创新和勤劳为致富、繁荣路径的民族和社会，可想而知，前景必然是黯淡无光的。

 十二 

扩大城市规模转向城市安全“拐点”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统计，全世界600多个大城市中，85%以上都是处在一种类型灾害的威胁之下。我国实际上有85%的城市处在两种以上的灾害威胁之下。因为中国版图属于地震多发区，大多数城市地底都有远古的断层，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城市建设多以“重地上，轻地下”为主，城市紧凑、人口密集等问题就导致了我们城市的生命线非常脆弱。城市人口越多、越密集，越能放大自然灾害的效应。当前人口流动趋势导致了大城市人口空间密度地增大，再加上极端气候，区域减灾防灾的难度也会明显加大。因此城镇化的下半场需要着重关注“韧性城市”的建设，提高城市的灾害防御与应对能力。